大家好！我是来自滴道法院的那娜，今天我要与你分享一段遵义会议上“唇枪舌剑”的故事。

翻开2018年1月的日历，让我们将眼光定格在15、16、17这3个数字上。

83年前的这3天，在遵义市老城的一幢楼房里，一次会议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命运，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。

在这次被称为“生死攸关之转折点”的遵义会议上，中国共产党甩掉了共产国际的“拐杖”，开始独立自主地走中国道路，无比精彩地完成了自己的“成人礼”。

这是历史的必然。历史在此刻选择了遵义。

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，中央红军先后经历了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失败，以及长征初期的一连串失利。特别是湘江战役之后，红军广大指战员对“左”倾错误的不满和质疑到了顶点，一些曾经支持“左”倾错误的党和领导，开始重新认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。

1934年12月12日，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召开紧急会议。在朱德和周恩来的推动下，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。他在会上力主实行战略转兵，改变红军行动路线，向西进入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，以争取主动。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赞同，但博古、李德等人仍然坚持向西与红２、红６军团会合。

红军究竟该向哪里走？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。

12月18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会议，接受毛泽东的主张，决定改变前进方向，到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创建新苏区。

1935年1月，红军强渡乌江成功，尔后又迅捷智取遵义。这在客观上为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。

1935年1月15日至17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。会议中心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教训。

在第一天的会议上，博古首先作主报告，他近乎推卸责任的报告让与会人员深感失望，很多人流露出不满的情绪。而周恩来所作的副报告，则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：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，并主动承担了责任。

主、副报告作完之后便是大会发言。张闻天首先站起来发言。在长达1个多小时的发言中，他手执“提纲”，侃侃而谈，矛头直指博古、李德，而且点名道姓地加以批评。他指出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以来，红军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、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，并揭露了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，被视为博古报告的“反报告”引爆了与会者对“左”倾领导的不满和怨气。

张闻天的话音刚落，毛泽东便一反常态，站起来说：“我来说几句。”他点名批评了博古、李德，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策略：“路是要用脚走的，人是要吃饭的。”“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军事方针问题，而你们根本不顾这样明白的现实。假如一个指挥员不了解实际地形和地理情况，只知道根据地图部署阵地和决定进攻时间，他肯定要打败仗。”他稍稍停顿一下后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：在前四次反“围剿”作战中，红军都面临数倍于己的敌人，却都取得了作战的胜利，唯独这第五次反“围剿”落得惨败的结果，归根到底是李德和博古忽视红军运动战的优良传统，脱离实际情况所造成的恶果。

毛泽东的论述鞭辟入里，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实质，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共鸣。两条泾渭分明的军事路线激烈地撞击着，冲击着每一个与会同志的思想。博古被批驳得面红耳赤，无奈地说道：“我要考虑考虑。”

素来宽厚慈祥的朱德，这次也声色俱厉地追究起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。他大声质问李德：“有什么本钱，就打什么仗，没有本钱，打什么洋仗？”同时，他还严肃地指出:“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，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！”周恩来在发言中也支持毛泽东对“左”倾错误的批判，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。他严肃地说：“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，红军才有希望，革命才能成功。”

凯丰会前就忙着四处活动，拉拢人心。他曾找到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，三番五次地劝他支持博古，但都遭到拒绝。在会上，他狂妄地对毛泽东说：“你打仗的方法一点都不高明，你就是照着《三国演义》和《孙子兵法》打仗的。”毛泽东反驳道：“打仗之事，敌我形势那么紧张，怎能照书本去打！我并不反对理论，它非有不可，要把马列主义当作行动指南，决不能变成‘书本子主义’！”

李德远远地坐在门旁，神情十分沮丧。他也一度为自己的“左”错误辩护，还想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。但此时，他已经理不直、气不壮了。

那些来自作战第一线的指挥员们，出于对错误路线危害的切肤之感，个个言辞激烈，会场出现一片要求结束李德、博古在红军指挥权的场面。之后，刘少奇、陈云等领导人也在会上发了言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，主张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，由毛泽东出来指挥。 

就在这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，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，结束了“左”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，开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。自此之后，中国革命开始摆脱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，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。